王愛民(Amy Wong)，祖籍山東，現籍澳門。她是一位精通澳門及葡語國家法律服務的著名國際律師和專家，專業提供澳門及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已有20年歷史。她在2005年即成為首位澳門籍內地執業律師，曾被《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等眾多媒體譽為“中國律師行業里的CEPA第一人”。

她除了擁有自己的廣東正澳律師事務所、澳門凱旋知識產權代理公司等實業外，還擔任澳門商標協會會長、中葡企業家聯合會中方理事會理事、澳門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長、廣東省律師協會港澳臺及外事工作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并先后游歷了全球40多個國家，成功策劃過10余場國際大型法律服務活動。

她就是廣東正澳律師事務所主任、澳門FC律師事務所運營總監王愛民。

青春有夢 盡力拼搏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任何偉大的人和事物，都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都是通過不斷的量變，引發了質變。王愛民的職業生涯同樣是一步步攀登，最終成就精彩綻放芳華。

談起當年從事律師的初衷，王愛民感慨萬千：“其實成為律師真的是很偶然。高中二年級，17歲的我因為反叛輟學，20世紀90年代初來到珠海打工。因為沒有文憑做敲門磚，一份體面的工作也沒有。有一天看《珠海日報》，看到兩則相鄰的廣告：一則是有家律師事務所在招聘文員;另一則是珠海電大輔導班招生，輔導的科目有法律會計等等。因為考慮到前一則廣告的緣故，天真地認為學法律日后可能好就業就選擇了法律。7年的時間考了三十多門課程，考到了大專畢業證、本科畢業證、中山大學頒布的學士學位，及律師資格統一考試，拿到了執業資格，進而從事了律師工作。”王愛民娓娓道來她選擇法律的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以前自己在珠海打工受到過不公平待遇，但不懂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夢想成為律師不但可以保護自己，還可以助他人伸張正義，其實那時候還是“律師”一個很朦朧的概念，并不知道這個職業會帶給她什么。

一念起萬水千山。王愛民2001年定居澳門，那時候港澳居民還不能在內地從事律師工作，直到2004年CEPA(中文全稱是《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是為促進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經濟的共同繁榮與發展，加強雙方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聯系，而簽署的框架性協議。)實施，CEPA對港澳居民開放了法律服務市場，她成了第一位拿到內地律師執業證書的澳門居民。但政策同時限定了港澳籍居民律師不可以從事訴訟業務。所以她給自己定位為提供知識產權服務及涉外法律服務。

談起這兩類業務的難點，她認為是對律師的要求比較高，律師除了要精通相關的法律外，對語言、外國的營商環境及歷史文化都要有所了解。比如說兩個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人，即便是使用相同的語言溝通，誤差率也有30%左右。如果不了解當地的文化及傳統，交流起來就更加困難，更何況是法律服務。

因此，從2014年起，王愛民開始游歷，并先后游歷了全球30多個國家，成功策劃過10余場國際大型法律服務活動。在不同的國家學習與生活，走進當地人的家庭，學習本地人的文化及傳統。這些對于她做涉外業務有很大的幫助。

執業近20年來，王愛民精通國際商標注冊的程序及規定，主辦了大量國內外客戶的注冊商標案件和異議案件，積累了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辦案技巧，并著有多篇專業著作，被多家媒體刊登發表，獲得諸多榮譽。并先后擔任澳門商標協會會長，澳門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長，中國內地-澳門-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聯盟副主席，澳門“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盟秘書長，巴西•中國澳門實業協會理事，中葡企業家聯合會中方理事會理事，廣東省律師協會港澳臺僑及外事工作委員會委員，珠海市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AIPPI)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常設委員會(ADR)委員，廣東省海外知識產權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

光環背后，當筆者問起她有哪些過人之處時，她謙虛地表示，在業務能力方面，自己從不認為自己有過人之處，大家都做著自己份內的事兒，熟能生巧，個個在自己的地盤內都是專家。如果說自己比別人多少有點成功的話，那是因為自己的一份堅持。

她以當年參加自學考試為例，7年的時間，沒有老師，沒有學友，沒有曙光,不知道有沒有回報，但就那么埋著頭走了過來，拿到了進入律師行業的敲門磚。在事業上也是如此，從2004年執業以來，她的世界就只有兩件事：知識產權與涉外法律服務。

回顧之前走過的路，王愛民想對年輕律師說：開始幾年要耐得住寂寞,不計酬勞埋頭苦干，用海量的案件來鍛煉自己。通過三至五年的積累，包括辦案經驗和人脈的積累，會有一條相對比較平坦的陽光大道。但是想發大財就不要做律師了，在我國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大環境下，從事別的行業可能比律師行業賺錢多，速度也快。律師賺的只是一份辛苦錢，大多數的律師只是賺取一份比打工者略高的收入，但付出的時間精力卻比別人要多。

仗義執言 捍衛公平

最偉大的力量，就是團隊的力量。王愛民一手創辦了正澳律師團隊，也取得了一些成績，比如按照CEPA的規定，聘請了第一位澳門執業律師在所內執業，為客戶提供澳門及葡萄牙法律服務，也為澳門當事人在內地投資、生活產生的糾紛提供法律服務。但高瞻遠矚的王愛民考慮到，涉外律師業務想進一步發展必須需要一個大平臺，故她又加入了瀛和律師機構，現也正計劃設立港澳聯營律師事務所。

王愛民介紹說：“聯營律師事務所是由港澳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共同組建的合伙型聯營律師事務所，以粵港澳三地不同司法體系的律師，為客戶提供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境外上市、境外訴訟等法律服務。這正是我的兩塊核心業務之一。”

談起對新團隊建設目標和愿景，王愛民信心百倍地希望能憑借著加盟大平臺，把涉外法律服務推上一個新臺階。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特別是走向葡語國家提供法律服務。“我們的長期目標，是協助我們內地企業走向葡語國家時幫他們規劃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境外經貿合作區是我國中小企業為提高海外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開拓國外市場和規避貿易摩擦等問題,在政府指導、牽頭企業帶領下集體抱團走出去的新形式。但由于語言的障礙，內地企業走向葡語國家時還是有些難度。我希望可以發揮我的團隊的語言優勢以及團隊中部分成員在非洲葡語國、在巴西都有過執業經驗的優勢，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目標國法律服務及相關的商務顧問、翻譯等服務。”王愛民如是說。

律師是奮戰在法律前沿的戰士，這種角色定位使得律師只能在現成法律的框架下進行執業，那么框架肯定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對于這一點，王愛民表示，框架的作用有正面也有負面，正面的作用是：在框架的范圍內執業律師有安全保障，有行為規范可循可以防范風險。而起負面作用的框架律師是有義務去推動改革的，原因是律師懂法律，懂法理。

她以自己的兩個案件為例說：2012年4月11日，她在珠海買過一套房，因為當時珠海有個政策，澳門居民在珠海買價值100萬元以上的一手不動產，有粵澳兩地牌贈送(即自己的車可以從澳門開到珠海)。但2012年4月17日相關部門出政策：從2012年4月18日起就不再受理這類的兩地牌的申請，當時一大批(據后來的得到兩地牌的數據看，有2萬多戶)已購房但還未辦理兩地牌的業主(包括王愛民)來說很不公平，因為很多業主就是沖著兩地牌才買房的。王愛民知道那個規定肯定有不合理之處，就聯合其他業主據理力爭最終爭取到了政策曾經承諾的兩地牌。

另一案例是2015年8月底，王愛民在珠海買另一套房，才知道境外人士在珠海購房強制要求以公證書的形式，而公證費是以房產的價值為計算基礎。交這筆公證費時，王愛民表示對這筆收費有疑問。公證處向她出示了一份紅頭文件，是司法局與房地產交易中心聯合發文，強制要交境外人士在珠海購房必須通過公證書。這種紅頭文件的效力她是清楚的，故拒交公證費并計劃提行政訴訟。珠海市相關部門很快出臺了《關于簡化房地產登記申請材料涉及公證事項的通知》，從9月10日開始涉外、涉港澳臺的當事人依據有關合同進行房地產登記的，提交的合同無需進行公證。王愛民深有感觸地表示，這兩個案例都是律師懂法用法的實證。

王愛民作為律所負責人，同時又有自己的幾家公司，并且擔任過澳門商標協會會長，澳門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長等不同的工作崗位。談起這些，王愛民表示，在不同的崗位思維方式肯定是不同的。作為律師，收了當事人的律師費，就要最大限度的為客戶爭取合法權益，就必須忠于自己的當事人，忠于自己的職業;而作為公司的負責人，必須考慮的是怎么樣管理自己的企業，如果建立團隊，團隊成員的分工與協作，建立合理的分配機制，企業如何做大做強;而作為社團的負責人，會考慮一些公益活動，舉辦一些研討會，加強與各界的聯系;維護會員的利益，協助會員拓展業務等等。

綻放芳華 不負人生

中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已有40余年，王愛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談起了我國律師行業的新變化。她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律師不是訟師，不是有糾紛了才來找律師。律師應該是牧羊犬。經濟這個羊群走到哪里，律師就要跟到哪里。作為律師，應該為企業未雨綢繆、排難解憂。如今律師行業本身也正在與時俱進，逐步變革。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以服務本地企業為主，最近十年一線城市的一些大所開始擴大版圖，在各地設立分所。如今律所規?；鸦就瓿?，而律師專業化也逐漸得到認可并付諸實施。

談起對律師的職責定位和人生價值的理解和把握，王愛民認為，下一步，數字化、人工智能等也會對傳統的律師行業及業務都會造成沖擊。傳統的律師業務，還是以提供勞務為主，但是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很多工作可交由軟件完成。標準化、產品化、團隊化是如今法律服務行業的三個熱詞;而律師行業，也有“國內國際相融合、線下線上相融合、法務商務相融合”的趨勢。

王愛民曾經到40多個國家參觀學習，并成功策劃過“一帶一路”及葡語系國家涉外法律服務論壇、澳門國際知識產權研討會等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的大型活動。談起這些，王愛民表示，出國學習是為了更好地提供涉外法律服務。策劃過幾次的論壇是考慮到組織活動，一來是因為對于自己也是一個鍛煉,組織活動很考驗自己的組織協調能力、抗壓能力等。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澳門比較小，中國內地對于澳門的法律需求也很小，實務界基本上沒有專門針對澳的內容。在內地舉行的大型實務類論壇上，小眾的澳門很難有一席之地。而自己辦論壇，可以把專家請到自己的主場，為澳門經濟發展支招、獻計，對澳門如何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各抒己見。會議取得了些成績，希望以后可以繼續得到各界的支持與關注，中國內地的各界走去葡語國時，別忘了澳門有這樣一群精通中葡雙語的法律人才。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律師行業應該怎樣積極履職盡責，為法治中國建設貢獻力量?王愛民坦言道：“如今中國已從資本輸入國變成了資本輸出國。中國的資金走出去的時候，我們的律師服務要跟出去。這就象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資金走進來，他們的律所都來到中國開了辦事處，為他們的資本服務?，F在輪到我國的律師去做這件事。為了中國的資金安全出海，律師的保駕護航必不能缺位;而在電子商貿方面，中國也是走在了世界的前端，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缺位讓我們的商品走出去時處處挨打，律師也是應該增強這方面的業務能力，在國際貿易中為中國當事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我們的市場才開放了二十多年，我們對于國際規則的掌握還不足，不熟悉規則肯定是要吃虧的。尤其是如今的國際規則多數是由西方國家制定的，但我們在走出去時也是要遵守的。”

從浙江叔侄案，到呼格吉勒圖案，再到操場埋尸案，一個個沉冤昭雪的背后，都能看到新聞媒體的身影。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一個案件的審理往往會來自媒體、社會的關注，有時候對案件本身也會存在一定的反作用，談起大眾媒體對案件的影響，王愛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一分為二，可以正常審理的案件在審判階段，不應該在媒體上大肆炒作，這勢必影響法官的判斷，三人成虎的原理。同時也會使經辦法官承受不必要的外界的壓力，畢竟法律與人情之間還是有界線。但是有些受到權力的壓迫，不借助輿論難以受到關注的案件，通過公眾的關注引起重視并得以解決，自己是支持的。她舉例說，比如近期的聶案，《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網》發文《聶案平反激勵媒體人繼續前行》中稱：媒體在聶樹斌案改判無罪的歷程中樹起的一個個“里程碑”，很快將成為歷史。新聞史就是一部記錄時代、推動進步、守望公平的歷史，媒體人書寫了新聞史，聶樹斌案的平反，必將激勵媒體人在履行職責使命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再如2003年孫某剛案，是媒體發揮輿論監督功能，通過新聞報道進一步推動了廢除收容遣送條例，是保護公民權利的著名案例。

都說女律師是聰慧多彩的，王愛民也不例外。她不僅是職場上的“女漢子”，也是賢惠溫柔的“弱女子”。盡管她在談判席上、法庭上步步為營、擲地有聲，工作之余閑遐之時，她就會在家露一露廚藝陪伴家人，或者外出旅游。王愛民說自己的愛好是旅游，她會嚴格區分旅游與度假。她喜歡的旅游，是對各地人文歷史，文化習俗等的觀察。十多年來，她去了40多個國家，幾乎沒有住過5星級的酒店，基本上是住Hostel(類似國內的青旅，但其沒有45歲的限制)、住民宿。在Hostel你能遇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家坐在起居室分享所見所聞。有些店家還提供當地的特色的酒精類飲品，讓大家聊的更輕松及營造舒適的氛圍;民宿也讓她有著不一樣的體會，比如在薩拉熱窩的民宿，與女主人喝著波斯尼亞的特式咖啡，早餐吃了一個上午。聊她的家園，她的民族，她的國家，聊她所經歷的戰爭。這一切讓她著迷。談起律師職業給自己帶來的改變，王愛民最愧疚的就是錯過了兩個女兒成長期的陪伴。

未來三到五年，王愛民的計劃就是想沿著摩西出埃及記的路，從埃及走到耶路撒冷，去看看城墻所圍繞的老城、哭墻和圣殿山;想去雅典住一段時間，去研究一下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古希臘文明;還想去海牙讀個國際法的課程，畢竟海牙是世界法律之都，是世界各地法律人追逐的殿堂。

作為一名律師，王愛民知性、自信。她不僅擁有中山大學法學學士、澳門大學法學學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碩士等學位，而且擔任澳門商標協會會長、澳門知識產權研究會理事長、中國內地-澳門-葡語系國家法律服務聯盟副主席、澳門“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盟秘書長、巴西•中國澳門實業協會理事、中葡企業家聯合會中方理事會理事、廣東省律師協會港澳臺僑及外事工作委員會委員、珠海市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AIPPI)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常設委員會(ADR)委員、廣東省海外知識產權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等眾多社會職務。

作為一名女性，王愛民自尊、自愛。她喜歡時尚，力求著裝盡顯職業特色。她喜歡旅游，走遍千山萬水感悟人生百態。她游刃于家庭與事業之間，既是一名勝任的執業律師，又是一位稱職的家庭主婦，為求得兩全齊美，她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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