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城鎮化步伐的加快，青年人群逐漸向大城市聚集。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我國共有3.76億流動人口，其中北、上、廣、深、杭等大城市成為青年群體和進城務工人員大量流入就業的熱門地區。然而，相對有限的購買力和大城市高企的房價無形之中造成了他們在大城市成家立業的住房矛盾。

近日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住建部住房保障司負責人潘偉表示，“十四五”期間，住建部將采取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等四大舉措，提升住有所居領域公共服務保障水平。其中，明確提出“十四五”期間，初步計劃在40個重點城市新增650萬套(間)，預計可幫助1300萬新市民、年輕人等緩解住房困難等。

可以說，這樣的政策說到了“新市民”的心窩里去了。這類群體是目前城市里最有活力的群體，卻也是最飽受租房之苦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以現有的收入水平很難在大城市實現買房之夢，過去也曾因戶籍、交社保年限、收入等原因被排除在既有保障房機制之外。

就在去年，中央已經多次提及增加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供給。先是寫入了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4月，住建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通知，明確40個城市在2021年籌集建設93.6萬套保障性租賃住房;6月，國辦印發《關于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見》(22號文);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推進保障性租賃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體系建設等等，這一系列政策都凸顯出國家對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的高度重視。

本次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住建部主要是就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的針對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戰略部署，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落實方案和細則。通過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將“新市民”等住房困難人群納入保障性住房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有利于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城鄉結構發生了逆轉，城市成為承載人類的主要空間載體。具體而言，1978-2020年間，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9.02億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63.8%。不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全國流動人口為3.76億人，這說明我國仍然3億多人沒有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可以加速實現“新市民、年輕人”在城市住有所居。

其次，有利于優化青年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人力資本在大城市的聚集具有正向的溢出效應，人力資源儲備為知識創造和技術研發奠定了基礎，是促進城市產業升級和創新發展的核心動力。城市發展需要積累人力資本，制造業的升級也需要高技能人才，而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積聚了大量的勞動力，產業和人才的集中對于知識溢出和技能擴散具有重要意義。但現實中的租房成本高、住房困難等成為影響“新市民”群體就業空間選擇的主要因素之一，這將不利于我國大城市作為人才蓄水池的更新換代。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可以匹配大城市創新資源和青年群體人力資源，為城市增加人力資本積累和知識技術儲備，為高質量發展奠定人才基礎。

第三，有利于提升“新市民”的社會獲得感和城市融入感。“新市民”群體規模大，活力和創造力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有生力量。目前，他們的購房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的經濟支持，住房資源代際依賴不斷增強，這種社會趨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為還處于人生起步階段的“新市民”提供住房保障，不僅會減輕他們的住房壓力，集中時間、精力、財力投入到社會生產和創造中去;而且為這個群體開辟了一條解決住房需求的渠道。這個渠道的出現，會有效減輕他們住房矛盾的焦慮感，提高他們的獲得感和城市融入感。

第四，有利于優化住房租賃市場的供需結構。由于房地產市場的區域性、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存在，即便價格機制會調節市場供求狀況，但隨著諸多市場因素的發展變化，原有的均衡狀態也將不斷被打破，房地產市場供求之間的不平衡現象將長期存在。在住房租賃市場方面，我國已經從總量短缺轉為結構性不足。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我國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2.62人，比2010年減少0.48人。隨著我國家庭人口規模的持續縮小，對位于就業密集區或交通便捷地區、適合“新市民”的小戶型房源需求不斷增加。不僅會優化住房保障系統，而且會優化住房租賃市場供給，促進住房租賃市場更加完善發展。

最后，有利于穩定預期，平抑房價走勢，促進房地產市場穩健發展。“新市民”的首套住房是剛性需求。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為“新市民”提供保障性租賃住房，有助于他們根據自身購買力，合理釋放購房需求，為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的發展提供支撐。此外，由于保障性租賃住房租金較低，相比他們急于購買的首套自有住房更加具有舒適度，或將逐漸改變人們對于過早擁有自有住房的觀點，這將會平滑住房市場預期，平抑房價走勢，為其健康平穩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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